孫中山是偉大的愛國者，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1894年他在檀香山創(chuàng)立了中國第—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這個推翻清朝封建政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革命綱領。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次偉大革命，華僑和辛亥革命是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孫中山從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后，被迫逃亡國外，直到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十五、六年間，孫中山都是生活在海外，并以海外華僑地區(qū)為基地領導中國革命的。把海外廣大華僑和祖國的前途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和祖國的民主革命聯(lián)系在一起的，孫中山是第一人。海外華僑一直熱愛和懷念孫中山的深厚感情，是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

　  孫中山在后來談到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時，著重表彰他們在經(jīng)濟方面對革命的支持時指出：“慷慨助餉，多為華僑”。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時期，華僑為辛亥革命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巨額經(jīng)費，歷久不衰，其發(fā)展情況，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從孫中山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開始，爰國華僑不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jīng)濟上都給了孫中山以有力的支持。華僑在這一階段支持孫中山籌備武裝起義的經(jīng)費和革命活動費用。檀香山愛國華僑首先作出了貢獻，鄧松盛“變賣其商店和農場”所得，全部捐作革命經(jīng)費，孫中山的哥哥孫眉，則“以每頭七元之價賤售其牛牲一部，以充義餉”。

　  在革命進程中，孫眉用于支持革命之款“最少有幾十萬元”華僑捐助款項的方式，以捐獻為主，但到這階段末，1903年到1904年，孫中山以在檀香山發(fā)行軍需債券、在美國舊金山華僑中發(fā)行革命軍需債券的方式募款，所得具體不詳，在舊金山僅得美金四千余元，絕大多數(shù)購債券者都未予保留債券。這—階段共募得革命經(jīng)費三萬三千多港元，用于1895年的廣州起義和1900年發(fā)動的惠州起義，盡管募得經(jīng)費不多，但它是海外華僑在經(jīng)濟上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開端，是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舉。

　  第二階段，從1905年同盟會成立至1908年河口起義失敗。同盟會成立后，革命形勢迅速發(fā)展，不期年而加盟者愈萬人，同盟會支部和分會先后成立于海內外，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孫中山于1905年10月赴越南，先后在西貢、堤岸、河內、海防建立同盟會分會。1906年4月和5月，孫中山等又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檳榔嶼等地建立分會。到1908年，東南亞各國，凡華僑所到之地，幾乎都有同盟會員之足跡。在緬甸同盟會員中有些是全家入會的。

　  1907年至1908年，孫中山親自領導和發(fā)動了粵、桂、滇三省邊境六次武裝起義，孫中山的戰(zhàn)略是欲取中國南部數(shù)省為根據(jù)地，然后再向北伐。所以把南洋地區(qū)作為發(fā)動起義的基地，愛國華僑以高昂的革命熱情支持了這些斗爭，南洋華僑作出了最大的貢獻。其中越南華僑所助款項，更為他處華僑所不及。1907至1908年孫中山發(fā)動六次起義期間，華僑所捐助款項，則猛烈增長，兩年間總數(shù)達數(shù)十萬港元，比第一階段十年間增加十倍以上。同盟會成立后，還發(fā)行兩種債券：第一種是“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債券”每券千元，第二種是英法文“中國革命政府軍債券”，面額一百元。第—種債券發(fā)行甚少，第二種債券在1907年潮州黃崗之役時，經(jīng)許雪秋手發(fā)出的有二百張，計得二萬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發(fā)行軍需債券得五千七百美元。

　  海外華僑中，占大多數(shù)的是華僑工農勞動者、店員、小商販。其中大多數(shù)又是被騙出去的“豬仔”華工，他們在殖民主義者經(jīng)營的植物園、礦山等處從事奴隸般的勞動，備受虐待和迫害，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對清政府有刻骨仇恨，具有濃厚的民族意識和滿腔的愛國熱情，懷有強烈的革命要求，他們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積極支持者和參加者，他們在人力、財力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孫中山在美洲籌款時，捐款尤以工人為多，他們是出資勇而摯者。如西貢堤岸同盟會員黃景南，雖以賣豆芽為生，他念祖國凋殘，竭慮以圖挽救，即傾其一生之畜積數(shù)千元，盡獻軍用。挑水工關唐，每擔水只值一文，但他卻將半生之血汗結晶三千元，全部捐出。孫中山在匹芝堡時，有一位洗衣工人到旅舍訪他，送給他一麻袋，未留下姓名而辭。麻袋內裝的是這位工人的全部積蓄。
　  第三階段，從1908年河口起義失敗至1911年廣州黃花崗之役。孫中山領導和發(fā)動的粵、桂、滇三省邊界的六次武裝起義雖然失敗，但革命形勢繼續(xù)高漲。1910年2月，廣州新年起義失敗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馬來西亞庇能召集重要會議，決定籌劃廣州黃花崗起義，黃興任總指揮，總部設在香港，孫中山遠赴美國、加拿大開辟新財源，專事籌款與發(fā)動工作。

　  孫中山從創(chuàng)立興中會開始，就確立以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就把革命經(jīng)費的籌集寄托在華僑身上。孫中山在后來回憶說，沒有錢，我不會有軍隊和軍火，如果“沒有這么多錢，就要失敗。于是我開始扮演一個角色，即政治基金募集者，為了籌款，我旅行了美國的大上城鎮(zhèn)，拜訪了歐洲銀行界的領袖。我又派遣代表，四出進行�！痹趯O中山等革命黨人的大力宣傳、組織、發(fā)動下，激發(fā)了廣大華僑的愛國熱情，踴躍捐輸。

　  這一階段突出的特點，一是捐款地區(qū)從南洋進一步擴展到了美洲；二是捐款集中用于廣州黃花崗之役；三是數(shù)目之大，此役所得十八萬七千余元，為以往任何—次籌募所不及，其中美洲華僑共捐助七萬七千余元。在這里應提到，加拿大域多利致公堂變賣其堂產得三萬三千元，全部捐作革命經(jīng)費。溫哥華致公堂捐出一萬九千元，滿得科致公堂捐出—萬一千元，舊金山致公堂捐出—萬元。印尼泗水華僑捐出二萬五千元。南洋芙蓉華僑譚德棟，在廣州黃花崗之役捐款中初捐五百，當他得知籌款困難時，增至—千，最后傾其店中五千元之貨物，充為軍餉。黃花崗一役，海外華僑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作出了重大的犧牲，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其影響是巨大的。

　  第四階段，從1911年廣州黃花崗之役后至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這個階段廣大華僑以支持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和各省光復，鞏固和發(fā)展革命成果為主要特征�！� 

　  海外華僑從廣州黃花崗起義中，見革命志士舍生取義，英勇絕倫，因而感奮。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又適時地分赴美國南北各埠進行宣傳募捐，號召廣大華僑“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yè)”。美洲廣大愛國華僑，人心傾向革命，如水就下。在孫中山的倡議下，成立了美洲洪門籌餉局，發(fā)行“中華民國金幣券”。據(jù)統(tǒng)計，籌款達二十萬元以上，出現(xiàn)了無工棲身而借債者的感人事跡。

　  這階段僑居世界各地的華僑，普遍動員了起來。華僑捐助款項地區(qū)之全面擴展，華僑發(fā)動面之廣泛熱烈，捐款款數(shù)之猛烈增長，都是前所未有的，出現(xiàn)了許多前三個階段所未見的新區(qū)，如亞洲的印度、菲律賓，澳洲的悉尼，墨爾本，非洲的馬達加斯加，拉丁美洲的巴拿馬、古巴和秘魯，智利等。

　  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海外，廣大華僑無不歡欣鼓舞，華僑在經(jīng)濟上對辛亥革命的支持迅速發(fā)展到高峰，大筆捐款一批又一批地匯回國內，緬甸華僑在得捷佳音以后，短期內捐助款項達二十萬，緬甸同盟會繼續(xù)號召旅緬同胞急解義囊，共勷義舉，得到旅緬僑胞的進一步響應，不少愛國捐一項得十萬元，國民捐一項又得三十萬元。

　  革命經(jīng)費的籌集，在辛亥革命運動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建立革命政權，經(jīng)費問題顯得更為突出。武昌起義后，孫中山?jīng)]有立即回國，他暫時留在國外，進行外交活動，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為革命政府解決財政困難。正如孫中山所說，他還未抵上海，“中外各報皆多傳布謂予帶有巨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員之所問者亦以此�！贝蠹叶伎吹竭@個問題的現(xiàn)實性

　  和迫切性。解決財政困難在事實上日益成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當時，帝國主義對南京臨時政府在外交上拒絕承認，在財政上也拒絕借款。

　  南京臨時政府財政上陷入極端困難，軍隊缺乏糧餉，不僅直接影響北伐進軍，而且“日有嘩嘳之虞。陸軍總長黃興，為此寢食俱廢，至于吐血”，孫中山遭此困難，緊急無術。孫中山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頭一天還身無分文，他對日本友人宮崎滔天說：“如不保證在一周內給我弄到五百萬元，我當了總統(tǒng)也只好逃走”。

　  正是在這個時刻，海外華僑，深受武昌起義成功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當選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的消息所鼓舞而奔走相告，海外華僑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熾熱感情到了高潮。他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驕傲，熱烈慶祝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海外華僑希望早日結束清朝專制統(tǒng)治，建立獨立、富強的民主共和國，徹底改變華僑海外孤兒境遇。他們以實際行動，從經(jīng)濟上主動支持革命政權的建設。他們最了解孫中山這時面臨著“需餉則異常急切”的困難。美洲華僑在賀電中告慰孫中山“聞公被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闔境華僑歡極，慶國得人，齊祝萬歲。款繼發(fā)”；南洋霹靂埠華僑在賀電中特別告之：“款明日電付”：爪哇華僑在給孫中山的賀電中說：“現(xiàn)匯四百鎊，前匯港千三百鎊，統(tǒng)祈速賜債票”；緬甸華僑則致電孫中山說：“款籌便，要匯何處，請電復。”“久客南洋，心懷祖國，希圖極效，已非一日”的南洋僑領陳嘉庚，以個人名義直接匯給孫中山五萬元捐款。

　  這階段華僑捐款的方式，發(fā)展為以團體募捐為主，這些團體有美洲洪門籌餉局，南洋有廣東保安會，檀香山華僑成立了廣東籌餉局、福建省籍華僑成立了福建保安會，海外華僑還有個共同點，熱愛自己的家鄉(xiāng)，這是愛國主義的具體體現(xiàn)。他們?yōu)榧亦l(xiāng)的光復和鞏固革命政權方面，作出巨大貢獻。自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5月31日，華僑為支持廣東光復和廣東革命政權，捐款、借款共達銀一百七十五萬八千零九十元五角四分，有人統(tǒng)計福建光復，得華僑捐助之款，不下二百萬元。1911年12月8日，廣東都督胡漢民電請東南亞華僑資助，僑胞為支持廣東政府，從馬來亞匯回廣州的款項即有二十三萬四千元（新加坡市），福建保安會在會長陳嘉庚主持下，籌款十萬元，匯交閩督作救濟用途，并倡導國民捐二十萬元。廣東、福建省籍的愛國華僑，既為白己的家鄉(xiāng)光復作出了貢獻，又促進了整個革命形勢的發(fā)展。

　  香港是孫中山發(fā)動和領導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港商和革命黨人在經(jīng)濟上對維持革命黨人在香港設立之機關，對廣東地區(qū)發(fā)動的武裝起義和廣東光復，都作出了很大貢獻。1895年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后，孫中山立即在香港策劃廣州起義。香港革命黨人黃詠商變賣其蘇杭街大樓一所，得八千元作革命經(jīng)費。1900年惠州之役的革命經(jīng)費，主要是港商革命黨人李柏（李紀堂）獨捐三萬元。李柏為捐輸革命而家產蕩然，他生平所捐革命經(jīng)費在一百萬左右，“清季革命黨員捐助歷次起義軍餉巨者，以李紀堂（李柏）為第一”。孫中山回憶說：“自惠州失敗后，得于漫游歐美，無后顧之憂者，紀堂之力為多焉”。廣東光復后，港、澳同胞為支持廣東政權的建立，更捐助了近二百四十萬銀元的大筆款項。

　  廣大華僑在辛亥革命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孫中山贊譽華僑是革命之母，他還指出：“前時帝制之破壞，華僑實為一最大之力”。這是言之有據(jù)的，孫中山在任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時，得到海外廣大華僑的充滿信任和鼎力支持，孫中山非常感慨地指出：海外華僑“捐助軍餉者，絡繹不絕，共和前途，實嘉賴之�！彼麄儭安粓D絲票之利，不慕尺寸之位”�！耙粓F熱誠，只為救國”。海外華僑，他們有一共同特點，就是熱愛祖國。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華僑“摯愛守邦”，他們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寫下光輝的篇章，至今仍光耀奪目。我們向在辛亥革命中作出重大貢獻和犧牲的華僑先輩們致以崇高的敬意，團結海內外同胞，弘揚愛國主義和愈挫愈奮堅持不懈的革命精神，為民族的復興作出新的貢獻。（作者系為民進中山大學支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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