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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這樣跟新中國一起走來

——宋云彬日記里的課本編審者

發布時間: 2023-02-20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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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云彬先生,跟我以前所待的人教社,有很近的關系。他在1950年10月19日的日記里寫道,“兩月來有數事可記者……(二)出版總署編審局分化為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余被推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籌備委員。大約下月即可正式成立矣”。成立人教社前后,宋云彬為葉圣陶所重,為初創元老;而他欲去京南下到杭州主持民盟時,葉圣陶也極為不舍。

  葉圣陶如此看重宋云彬,跟他是“教育出版社”的中堅有關。一個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對教材建設有這么重要作用的人物,不須說,身上肯定是有些個故事的。而這些故事的最佳講述者,在我看來無疑就是宋云彬和他的日記。以往大學者日記多,讀他們的日記,當然是可以了解學術史或者看看幾十、百年前的舊日煙云,不過像宋云彬那樣,讓編課本與尋常生活活色生香地紛呈于一處,且能在天命之年保有赤子般的率性與童真的,也許更能讓我們這些七十年后的年輕人,更能對課本往事有個“歷歷在目”的真切感受。

  1949年年初,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已經非常明朗了。這時候,宋云彬跟當時許多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北上的那一天,是1949年2月28日,一塊兒走的有27人,其中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俞寰澄、張絅伯等自不必言,文化教育界比較有名的尚有葉圣陶、鄭振鐸、曹禺、傅彬然等人。葉圣陶和他主持過的開明書店,就如同“開明”這兩個字一樣,在當時絕對是進步的。于是圍繞著葉圣陶,形成了一個文化教育領域的大碼頭。因為本身就在出版圈,短不了過從較密的不同作者,不過在葉先生身邊來來往往的朋友里,讓人印象深刻的還得說是編課本的人。透過宋云彬的眼睛,可以看看葉圣陶的“粉絲們”彼此之間的關系與影響,以及他們參與新中國課本建設的情況。

  1949年3月18日,走了20天的葉圣陶等人,七時從天津上車,“十時許即抵北平東站”。從香港北上的人是27位,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來迎接他們的,幾乎是對等的人數,“約二十余人均在車站相候”,更不平常的是,來迎候的人里,有“葉市長及李維漢、郭沫若、馬夷初(馬敘倫)、沈衡山等”,由此可見規格之高了。規格之高并未隨接站而結束,19日“晚,葉劍英、齊燕銘、連貫等設宴為余等洗塵”,22日“今日董老(必武)來,至各房間殷勤一番而去”,23日“上午十時許,張聞天來”。在斷斷續續地跟友人往還和學習、開會幾日之后的4月5日,關于教材的事兒開始提上日程了,那天民盟在來今雨軒招待盟員,“適胡繩來,談編審教本事”,而宋云彬則在當天的日記里感慨,“余當……專心致志,為人民政府編纂中學教本,庶幾不背‘為人民服務’之原則也”。其實不管是前面的葉劍英、董必武,還是這里的胡繩,都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即將新生的國家,對于人才的重視,當然,對于葉圣陶等人來說,他們在人才方面的重要性還有另一層,那就是他們是進步的可以編寫課本的特殊人才。

  葉圣陶等人到北京后,前后參加了很多飯局,其中影響了七十年的對今天教材至關重要的是1949年4月8日的一餐晚飯。宋云彬先生的可愛之處,其中的一個是細膩而敏感。比如對于吃飯,宋先生有時喜歡記錄是在哪里吃的,和誰吃的,更重要的是,有時他要寫上食物的名字,并不忘加上兩句評說。比如那年3月17號在滄州,宋先生寫道,“晨八時與鑄成、蕓生、尊棋至車站附近食白粥、油條,至佳”;22日“中午許昂若來,與之對酌,下酒物僅花生米,昂若則謂此樂不可多得也”;29日“到‘都一處’吃面食,飲白酒四兩”;4月30日“下午六時應芷芬約,吃砂鍋居。砂鍋居為北平著名菜館,專以豬肉做菜,名目繁多,然味殊不佳”。不過這一回飯局,宋先生的記錄卻不太一樣,“晚六時陸定一、周揚、晁哲甫請客,在北京飯店。余準時至,則圣陶、彬然等已先在座矣。陸等請客,為商談如何組織教科書編審機構事,故凡準備參加此機構者皆被邀,除余等外,有胡繩、孟超、孫起孟、葉蠖生、金燦然諸人,而華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瀾等均到。商定機構名稱為‘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暫隸華北人民政府。葉圣陶為主任委員,周建人、胡繩副之”。這天的日記就這樣結束了,人們已經無法得知席間上了多少飯菜,每款飯菜的色味如何,不過可以知曉的是,這次來到飯桌的人,組建了一個著名的機構,網羅了核心的人員,從此奠定了新中國教材建設的基礎。而這,可能是甜酸咸辣之外的,更為悠遠醇厚的意義。

  4月8日這餐飯后恰好一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很快在15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葉圣陶、傅彬然、胡繩、周建人、王子野、孫起孟、葉蠖生、金燦然、孟超;會議決定委員會分國文、史地、自然三組,其中的國文組有葉圣陶(兼)、孫起孟、孟超和宋云彬四人,每周開會一次,宋云彬為召集人。這樣的一個組織架構,即使在今天看來仍舊不失為高規格的典范,其成員既為學科編寫專家,同時又有卓越的組織管理經驗,跟大家崇尚的大學里“教授治?!鳖H有神似之處。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有了這么精良的一個領導班子當然好,可是事多、雜而難,好的領導班子后面得跟著精干的人才能成事兒。人,特別是人才,七十年前真是珍貴難得。陳叔通(叔老)8月22日曾同宋云彬講,“聯合政府即將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僅各民主黨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勞有余,學問經驗不足也”。而在這么一個特殊的時刻,葉圣陶不可取代的作用就難能可貴了。葉先生的飯局同樣不少,不過他的飯局跟別人不一樣的,是吃完后還能一起來做事兒,一起做正能量、于國于民有意義的大事。1949年6月15日“蔣仲仁自香港來”;7月13日“朱文叔、葉至美自上海來。文叔參加本會工作”;8月29日“丁曉先攜眷來平,將在本會工作,亦住八條胡同”;1950年4月3日“馬祖武今日到職……馬祖武(《初中語文》)第四冊”;1950年9月19日“薰宇來談,明日將遷入署中住,愈之請其暫在編審局看稿”,此后又有多人相繼加入。蔣仲仁、朱文叔、丁曉先、劉薰宇諸人,翻過民國時期老課本的都知道,這些人早年在商務、中華、開明都呆過,可說是一塊兒編寫課本的老朋友?!芭e賢不避親”,葉圣陶的眼光,從當年那些課本上所寫的編纂者的名字,就可見一斑了。

  這些人當然不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學者,但永遠無法否認,他們在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知識構建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這是他們的“厲害”之處。其實這不過是厲害的一個方面,更為厲害的是,他們雖不居科研前沿,卻可以招致各領域最頂尖的人才來參與課本編寫。1949年5月6日,“魏建功來”;5月8日,“三時半,夏康農、沈志遠、楚圖南先后來”;5月24日,“魏建功約定明天來,商討高小國語課本”;8月27日,“下午一時半顧頡剛來”;8月30日,“北大教師趙西陸、清華教師王瑤,上午來會,商討‘大一國文’編纂事”;1950年2月8日,“下午二時半魏建功、游國恩、趙世陸、劉禹昌(字建俞)、周祖謨(字燕孫)來,共同商討高中國文編輯事,至五時半方散”;1950年3月20日,“《初中語文》課本課文十五課,復寫后分送羅辛田、魏建功、呂叔湘校閱”;6月10日,“王了一來東總布胡同總署”……這些人中,魏建功、呂叔湘、周祖謨、羅常培、王力幾乎囊括了當時最為頂尖的語言研究學者,顧頡剛為史學,游國恩為古典文學,王瑤屬現當代文學,對于語文這樣的一個學科編纂而言,后來的多少套教材,都很難有這樣強大的顧問團隊了。在對于圖書裝幀遠未像今天這樣重視的時代,人們卻可以在課本上看到“裝幀者”的名字,1951年第三次修訂原版的《初級小學國語課本(春季始業用)》第一冊封底,上寫“裝幀者:古元”。古元是著名畫家,建國后擔任過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長,他是將美術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最具代表性畫家之一,尤擅版畫,兼長水彩,作品樸素、簡練、自然、清新。邀請藝術水準如此超拔的畫家來專為小學課本做裝幀,這在各方面條件都是當年無法想象和比擬的今天,有了更多思索和感嘆的空間。

  云彬先生博雅多識,從其遺墨來看文人氣質深濃,而如魏晉名士般品藻人物,則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多有所見。宋先生敏感細膩,所記人物三教九流,有些感受頗能廣人見聞。四九年初入都門,有時晚間看戲。3月19日看京戲,“譚富英演《空城計》,殊平平”;3月26日又看京劇,“梁小鸞演《得意緣》,譚富英演《捉放曹》。梁近被推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思想當甚進步,然藝實平平”;4月9日再看京戲,“尚小云演《汾河灣》,跳踉不堪入目”;他還寫了一段掌故,5月15日中午“赴中原公司六樓吃飯館。飯館主為侯喜瑞。侯本平劇名角,今改業飯館,且親自下廚作菜。菜肴甚佳,尤以甜品為最”;6月2日,“偕伯寧赴戲園看平劇,小翠花演《挑簾裁衣》,甚佳”。這年7月份,宋先生看了幾場好戲,集中提到了好幾個人,5日“晚文代會有曲藝晚會,與阿龍同去。侯寶林之相聲,新嵐云之平韻大鼓,王貞祿、胡寶鈞、白鳳岐、白奉霖、于少章之五音聯彈,皆佳。連闊如為北平曲藝界出席文代之代表,然其‘評書’表演殊平平也。冀魯豫民間藝術聯合會說唱組演唱落子、墜子,純粹土音,不易聽懂”;28日到長安大戲院看招待文代會代表的晚會,“李桂云演《蝴蝶杯》,秦腔,高唱入云,閉目聽之,殊覺回腸蕩氣也。李桂云年已四十有六,而表演小兒女態惟妙惟肖,惜配角不佳,滿臉荒傖氣,未免減色耳。周信芳主演《四進士》,飾宋士杰,配角皆一時之選:小翠花飾宋妻,葉盛蘭飾田倫,張春元飾毛朋,袁世海飾顧讀。周為‘海派’袖領,自成一家。如此好戲,今后恐不易看到,特詳記之”。對藝與人的評說,宋先生往往有自己看法,他記了人名卻不為名所囿,比如4月4日赴俞平伯家唱昆劇,“某女士干唱《尋夢》,帶道白,甚好”,連那女士的名兒都沒記住,可他覺著演得好。

  讀宋云彬品藻人物,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兒,也能看到很多我們聽說未聽說的想法,而其中的一部分以當年親歷者的眼睛看到并以口說到,讀來頗讓人如悵如思。1949年3月25日,“微聞平津解放后,毛澤東戒其黨人,須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設……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對其黨人而發,若夫一般知識分子,正惟恐其忘卻過去之光榮歷史,而自甘墮落耳”,能洞見毛澤東之明;9月27日下午赴懷仁堂出席政協全體會議,“爭辯數小時,幸周恩來作主席,能控制,居然逐案通過,然散會時已十點多矣”,能明查周恩來之能。如同品評藝人一般,宋先生真純無忌,頗有直率坦誠斷語。9月21日赴懷仁堂出席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宋慶齡等人先后發言,云彬先生寫到,“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毫無八股氣,可惜她不會說國語,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就沒有勁了。陳毅的最簡單,也很得體。某某某的油腔滑調,既不莊嚴,又不松動,令人生厭。程潛之講詞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應考末一名矣”。宋先生當年的感觸鮮活生動,可是并不另類,另一個著名的見證者是葉圣陶,他9月21日那天的日記寫了同樣的事,“以內容言,自以毛氏之言為充實,次之則劉少奇、宋慶齡二人亦有意義”;7月28日,周恩來在全體教代籌備委員茶會上作報告,葉圣陶的感覺是“周君統籌全局,語重心長,深可欽佩”。

  從宋云彬的日記里讀他品藻人物,一方面是看看歷史煙云下的人情世相,另一方面則是從近乎瑣碎的細節中,尋繹當年編寫新中國課本這樣宏大事件下的具體脈絡。宋先生作為一個在場者,并不只是一個見證,因為品藻人物也并非簡單的事兒。就如同《三國演義》里的青梅煮酒論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能夠品評英雄的,沒有眼光、胸懷、底氣那是準不了的。宋云彬日記里的話,帶有自然高度。

  宋云彬尊重葉圣陶,是把他作為老師來擁戴的。工作、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一般都要和葉商量,宋云彬的日記里往往也有“圣陶亦贊同”“圣陶亦稱快”“圣陶可謂同志矣”一類的記載。即使是很個人化的東西,宋云彬也往往要和葉圣陶對比,如1949年5月21日“看辯證法四十余頁,圣陶已看六十余頁矣”,其可愛情狀溢出紙箋。另有一個很小的細節不得不提,那就是對于葉先生夫人胡墨林的指稱。除了圣陶夫人、墨林的說法之外,他還多次提到“葉師母”,1949年7月23日“二時半,偕同葉師母、葉至美赴八條胡同看房子”,8月8日“葉師母煮火腿冬瓜湯,甚佳”,1950年5月30日“天雨,而總署之大汽車已壞,開小汽車來,葉師母冒雨坐三輪往”。這種亦師亦友的關系,讓編寫課本工作合作得十分融洽而有質量。五十歲的宋云彬,寫了文章之后還是要請六十歲的葉圣陶看的,1949年4月18日,宋云彬續寫《讀〈聞一多全集〉》,下午寫畢,交葉先生審看,“圣陶詳讀一過,謂文句有小疵,如‘有著特別的意義’,多一‘著’字。并謂近人犯此病者甚多”;6月24日,“上午為《進步青年》寫卷頭言,成一千字,殊不佳,以示圣陶,圣陶亦謂不佳”;轉過年后的1月27日,“趕編《大學國文》古典文之部,殊緊張。選《四庫提要》一則,標點竟有錯誤,為圣陶發覺,學殖荒落,殊可懼也”??梢韵胂?,“殊可懼也”恐怕不只是對自己學問荒疏的擔心,其背后或許隱含著對老師、對學問多多少少的一些敬畏吧。

  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間里,編審課本既是宋云彬等人的工作,同時也是生活,而對于文字的敬畏和率真的性情,則完整地體現在了教科書編審里。范文瀾為歷史學家而且具有很高地位,但對于他所領銜編寫的在解放區使用過的《中國通史簡編》,宋云彬仍持不少異見。1949年5月18日日記寫到,“范文瀾等所編之《中國通史簡編》,經葉蠖生重加刪改,備作高中教本。第一冊刪改完畢,交余審閱。此書觀點尚正確,而文句多別扭。費一日之功,將第一冊閱覽一遍,并加標號。提出意見八項,說明以此書作高中教本,實在勉強之至”。就范文瀾的書,宋云彬下了很多功夫,1949年7月27日,“范文瀾主編之《中國通史簡編》,經葉蠖生重加刪改,權作高中本國史課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閱。范著敘述無次序,文字亦‘別扭’,再加刪節,愈不成話。敘述明代與南洋交通情況,所舉沙瑤、文郎馬神、蘇祿諸國,直鈔(抄)《明史》,不注明今為何地,教員講解時必感困難”,他還提了一個“尤可笑者”,即編者將蔣平階《東林始末》中“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里“反之”,“譯為‘反對’,遂成笑柄”,這個錯未必是范文瀾的,所以后面又說“范氏頗讀古書,不至有此誤會,可知此書實未經范氏細心校閱也”。為慎重起見,宋先生還于次日“致范文瀾函,舉《通史簡編》種種錯誤與缺點告之”。

  宋云彬審范文瀾書,再四提出問題,當然并不是跟他過不去。宋氏于古史精研,指摘之處絕非無中生有。1950年11月3日,陶大鏞送來《新建設》第二期,里面有他熟識的侯外廬論文《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黨性》,他也同樣不客氣地指出,“從題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謂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儼然學者,真令人氣破肚皮矣”。當時審讀的來自解放區的課本,若以葉圣陶、宋云彬等人的眼光來看,真正過得去的恐怕不多。1949年8月18日,“看宣傳部所編之《初中中國近代史》下冊稿,不特辭句不通,且凌亂無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謝不敏矣”;而第二天,“審閱新華書店出版之《中等國文》第三冊,選有徐特立文章兩篇,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語意亦不連貫”;1950年2月11日,“審閱新華書店《初中國文》第六冊,謬誤百出,簡直不成東西,非常憤慨”。葉圣陶和宋云彬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生氣之余,“圣陶擬訂中學課程標準,其中有一項說明:‘一個詞兒用得合適不合適,一個虛字該補上還是該刪掉,都是內容問題,不是“文字”問題。表達內容既然以語言為工具,惟有語言運用得的當,才能表達得的當?!比~圣陶的話確有道理,以至于宋云彬大加感嘆,“至哉言乎!圣陶殆有為而發歟?”

  葉、宋等人如此要求自己,同樣也如此要求后來參加的一些新人。1950年2月22日日記,“編課本實大難事,人手少,僅一蔣仲仁可幫忙,余均大小庸才,奈何奈何”;3月13日的日記又表達了同樣的感受,“一組里能真正作編輯工作者,除余外只仲仁、文叔,而文叔兼第四處工作,不能專心修改課文,杜子勁等皆庸才耳,奈何奈何”;他在6月21日甚至向葉圣陶建言,“看田世英地理稿本,文字多‘別扭’。我處宜添聘一文字通順,能專事修改原稿者。以此意告之圣陶,圣陶亦以為然,其奈不易物色何”。這里面說到的杜子勁,在后來還被屢次提及,1950年6月12日日記,“《語文課本》第三冊編輯工作進行極遲緩,杜子勁尤懈怠,殊為可恨”;6月15日日記,“注釋《語文課本》,發見杜子勁修改《撞車》一課,反將原文改壞了,點金成鐵,此之謂也”;7月22日,“《語文課本》第二冊快編完,杜子勁、馬祖武等皆不會注釋,每篇非親自動手修改不可,令人氣悶”。在7月18日那天,宋云彬終至“忍無可忍”,“上午處務會議,余提出杜子勁工作懈怠,請予批評。會散后,杜表示接受批評”。宋先生與杜子勁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他對杜子勁的批評完全源于具體的工作,這背后隱含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嚴謹與真誠,但更多的其實是來自課本編寫的責任和壓力。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訂的《初級中學語文課本》第一冊的封底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杜子勁”三個字,他就署在“宋云彬”下面。

  過去的課本傳統在課本審讀上是問題,新人的培養和成長在課本審讀上也是問題,除此而外,來自身邊領導或朋友的相互理解當然也是問題。胡愈之與宋云彬老早就是朋友了,1949年時一起到了出版總署,不太一樣的是胡做了署長,而宋云彬卻成了下級,不過這沒有影響他對署長發表不同的看法。1949年8月23日下午,宋云彬和葉圣陶等人到東總布胡同出席座談會,商量出版一個像開明《月報》那樣的綜合性刊物《新華月報》,宋云彬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愈之長于計畫,短于甄別文章好壞,所約請之編輯人員,大抵皆八股青年,余敢預言,決編不出像樣的刊物來也”。講一個和課本編寫關系不大的刊物時如此,當談到課本編寫時,宋先生就表現得不那么客氣了。1950年2月7日“下午二時赴總署出席局務會議。愈之以編輯中學教本為極簡單容易之事,余反唇相譏,謂編教科書與編《東方雜志》不同,君但知編雜志耳,對于編教科書固不了了也”。5月23日那天,宋云彬接到了總署的會報,里面“愈之謂‘編教科書時間迫促,何以不各人帶回去,晚上在家里繼續工作’”,宋氏對此頗不以為然,“此公愈來愈顢頇,聞其語如見其人也。一笑”。關于加班的事兒,1950年1月31日傅彬然也曾提倡,“彬然謂他所領導之第四處,工作不夠緊張,以視東北各工廠,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數小時者,頗感慚愧云云。嗚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編輯工作萬萬不能與體力勞動者比。每日七小時,并所謂學習一小時,誰不感疲憊者!他日彼如再發此種妄言,余必請其躬自一試,以作表率也”。

  宋先生當然不只是批評別人,除了他一直敬仰的葉圣陶之外,新加入的課本編審者也不乏敬佩的人,其中最有名者為王泗原。宋云彬為學眼界頗高,然而對王泗原卻始終青眼有加。他在1950年5月16日、7月25日、8月9日數次提到王泗原,并在8月9日這天的日記中寫道,“教育部王泗原送還《語文課本》第二冊原稿,校閱極仔細,可佩可佩”。即使是課本編寫之外的事,宋云彬也不吝贊美,11月4日第一處“討論抗美援朝事”,“語文組王泗原發言甚精彩”;宋于1951年1月4日的日記中更寫道,“王君于語文學頗有根柢,余不及也”。不只是宋云彬賞識王泗原,葉圣陶先生也屢次表達過招致之意。1950年5月20日是星期六,王泗原來見葉圣陶,“告以所提對于初中語文課本之意見,甚周至”,王泗原本想到編審局任事,可是教育部先談妥了而未成,葉圣陶“今見其能力頗強,深感失之交臂。然彼此固可經常聯絡也”,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王泗原于古典文獻特別是楚辭研究頗深,葉圣陶于此也敬佩有加,1950年12月19日日記“燈下,觀王泗原君之《離騷的語文》原稿。此君于形聲義均鉆研至深,所得結論皆確切,甚可佩”。不過葉先生失之交臂的遺憾持續不到一年,很快他與王泗原一起合作共事的契機便出現了——王泗原調入了人教社。

  宋云彬品評教科書編審人物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隆重正式的一次,那是1950年11月30日的事兒了。此前為了編寫教科書,宋云彬得了嚴重的腰痛。這一天,“腰痛已愈十之七八,準時到社辦公。與圣陶商定編審、編輯、助理編輯及練習編輯名單”,給人定個位置,那當然少不得品評講論的功夫。這里的說道,宋先生的日記里沒有提。不過,它一定不是李白說的那種“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拿他本人來說,一周后的12月7日,“《初中語文》課本第六冊稿今日發排”,課本終于階段性地完成了。而上邊那個名單的確定,既是對編審課本人的功勞總結,也是新的成長基礎和未來空間的定位。

  1949年2月28日,葉圣陶、宋云彬一行27人北上,只是在啟程的次日,葉圣陶即有感而賦詩曰:“南運經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何求。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眱商旌?,宋云彬和詩已成,言曰“蒙叟寓言知北游,縱無風雨亦同舟。大軍應作渡江計,國是豈容筑室謀。好向人民勤學習,更將真理細追求。此行合有新收獲,頑鈍如余只自羞?!比~、宋等人,無論是“簣土為山、涓泉歸?!?,還是“真理細追求”,都在此后的課本編審工作里得到了生動、完美的詮釋。1949年10月5日黃洛峰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第四次大會上說,“截至8月底止,出版了小學教科書7種29冊,中學教科書9種16冊,還在排印的中學教科書11種,其中有一部分現在業已出版”。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編審新中國教科書的開始,在經歷了2年多國營和民營教材暫時共同流通的局面后,1952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總署聯合下發《關于1952年秋季中小學教科書的決定》,所附中小學教科用書表中的45種95冊教材均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書最終實現了國家統一編審、印行和發售。

  翻開那些泛黃的幾十年前的老課本,上面“宋云彬、朱文叔、蔣仲仁、胡墨林……”等一個個已經遠去了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而打開宋云彬的日記,他們的形象則仍是那么生動鮮活,是他們,讓教材,與新中國一起走來…… 

作者: 李云龍
責任編輯: 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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